全球微头条丨可探讨发行三五十年期的长期国债将其配置到基础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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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俏

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激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的动力源，加大对节点产业、节点领域的投资，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化。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要实现“碳中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科技创新，而作为科技创新“总开关”的基础研究投入尤为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研发强度虽然不断提升，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却显得不足，直接导致以复杂、底层支撑性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相对匮乏，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与发达经济体地位存在差异。国际贸易领域通常用“价值链上游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18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为0.01，略低于40个主要开放经济体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国的位置指标为0.29。也即说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绝对上游，对核心技术和原材料等有较强的掌控，能够形成对处于价值链下游国家和经济体的制约。

这种“制约”，在逆全球化思潮之下，给我们最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就是技术“卡脖子”。

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进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只有在基础研究上实现突破，我们才能真正化解发达国家对我国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封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欧美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比基本稳定在12%以上，同期美国为17.2%，法国则高达25%。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推算，美国研发投入约占GDP的3%，基础研究研发占比以17%~18%来计算，那么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大约是我们的5倍。

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如何解决资金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调动市场力量的同时，也要发挥好中央财政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

当前宏观政策正处于发力窗口期，可将发行“特别国债”作为政策选项，所获资金直接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中的占比，这将在中长期内极大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可以探讨发行30年期、50年期的长期国债，将其配置到基础研究领域。目前基础研究的经费一年约为2000亿元人民币，是否能扩大到1万亿元甚至更多？这样持之以恒地投入10年、20年，我们相信，假以时日，回报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呈现出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