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程晖
塑料污染对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亟需科学有效的治理。塑料污染治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形成合力。目前我国治理塑料污染的现状是什么，如何着力打通塑料制品生产、流通、使用、投放、回收、运输、处置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有效的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体系？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国内最早从事循环经济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研究的学者之一，同济大学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浙江省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杜欢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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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进
打破塑料污染治理条块“壁垒”
本报记者：治理塑料污染，地方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杜欢政:聚焦塑料污染治理，近年来中央围绕塑料循环利用和生产者责任延伸等方面频繁出台政策法规。面对这个新形势，地方领导首先应充分重视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积极配合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地区实际出台法规政策，通过具体化、可操作化的方案推进塑料污染治理的落地落实；其次，还应认识到塑料污染治理不是“运动战”，要着眼于长效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对于塑料前端分类、回收、规范运输等关键环节要进行科学的机制设计，协调好相关主体的利益分配，有效激发多元主体的活力；实实在在发挥央地联动的合力，打出塑料污染治理的“组合拳”，加速推动我国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本报记者：塑料污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需要各相关职能部门打破条块之间的壁垒，协同推进治理工作。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杜欢政：一方面，应建立科学有效的部门协同治理体系，特别是对废塑料的前端管理和后端处置进行整合性、全局性的系统设计和管理，避免出现职能交叉和管理空白。同时，通过联合督查等方式构建部门联动机制，切实打通部门之间的监管壁垒，保障塑料污染防治各环节的衔接通畅。
另一方面，应划清协同治理过程中各部门职责，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内容和责任人，确保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每一环节都能监管到位、落实到位，切实推动各部门协同发力，凝聚起塑料污染治理的合力。
企业创新
打通塑料回收闭环体系“堵点”
本报记者：目前塑料污染治理还存在哪些难点堵点？
杜欢政：目前，我国塑料污染治理、特别是在废塑料回收方面，由于回收渠道分散，种类繁杂，存在着诸多难点堵点。如外卖、快递等重点领域的塑料污染治理体制机制建设刚刚起步；由于前端缺乏精细化分类，后端资源化利用的附加值大大降低……要破解这些难题，关键是要分门类、分品种、分场景开展精细化、规范化管理。具体来看：分门类，即按照废塑料形态，如废塑料、废纺等进行回收；分品类，即按照废塑料的材料，如PET（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HDPE（高密度聚乙烯）等进行回收；分应用场景，如外卖废塑料、快递废塑料进行回收等。
精细化、规范化管理不仅能够提高塑料污染治理的精细化、专业化程度，有助于实现精准施策；同时还能够有效提高回收废塑料附加值，进一步激发大型企业参与塑料治理的意愿。
本报记者：对于产业界而言，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商业模式?
杜欢政：塑料污染治理政策的落地，需要产业界创新有效的商业模式，进而推动塑料回收闭环体系构建。
我国的废塑料回收整体产业尚不成熟，仍处在高投入、低回报，企业无法建立稳定收益预期的阶段。这导致我国废塑料的处理市场化主体参与仍然较少，塑料分类企业、运输企业、资源再利用企业发育还不能满足需求。
因此，要打通塑料回收闭环体系的“堵点”，需要加快商业模式创新。一是回收模式的创新，如田强环保推动两网融合、虎哥回收创新“家庭垃圾袋-小区服务站-清运车-分选总仓”回收模式；二是技术模式的创新，如废塑料高值化利用技术、智能回收技术、智能分选、加工技术等；三是再生产品的创新，如高值化运动鞋、镜框等。
通过商业模式不断创新，为企业创造稳定的利益驱动机制，促进资本积极参与，最终有助于构筑塑料回收闭环体系。
民众参与
撬动垃圾分类重要“支点”
本报记者：如何激发民众的力量，从源头上进行有效地治理？
杜欢政：垃圾分类是从源头撬动塑料污染治理有效的重要“支点”。一方面，有效的垃圾分类能够减少塑料泄露到自然环境中，减缓“白色污染”的产生；另一方面，精准的垃圾分类能够实现分品种、分门类、分应用场景的塑料闭路循环体系建设，提高废塑料的末端资源化利用率。
而无论是塑料污染治理还是垃圾分类，都需要营造社会主体广泛参与、共抓共治的良好氛围。这项工作需要长久持续的动员、宣传和培训，需要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如通过政策图解、公益广告、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传递科学分类知识，凝聚社会共识，实现正面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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