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倪伟
2024.11.18总第116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三星堆的族人们聚在一起，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典礼。3米多高的巨型神树，与2米高的铜立人站立在显眼位置，族人昂首仰望，满怀崇敬。他们不会知道，自己铸造了整个世界最高、最大的铜像。
主持祭礼的大祭司戴着金面具，巫师们佩戴着铜面具，手持象牙。数十座真人高度的铜人像整齐排列，典礼现场四周，还悬挂着大面具、太阳、眼睛等形状的铜器，气氛森严肃杀。
与往日不同，仪式结束后，他们没有立刻散去。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一声令下，怀着或是不舍，或是决然，或是恐惧的心情，他们将所有硕大的铜器用力砸坏。那些由人像、动物、尊罍组成的瑰丽繁复的铜祭坛，瞬间分崩离析。他们点燃火堆，将祭器扔进火里，霎时火光冲天。
数个方形的坑已经挖好，底部平整。他们将无法烧尽的器物残件分类，铜器、金器、玉器、象牙、海贝……分门别类。在其中一个坑里，他们先将大型铜器残件整齐码在底部，然后放入象牙，有的象牙插进了铜器之间的缝隙。接着，他们往里倒入灰烬，填满宝物间的空隙，最后，再铺上筛选过的纯土，将土坑填平。
另一个小一点的坑里，他们放入小型铜器残片，以及玉器、海贝、珠宝等。裂成几段的祭坛，根据残件大小，被归入了不同的坑。其他几个坑步骤类似。
就这样，整个古城最尊贵、最神圣，也最引以为傲的宝物，从此埋入了地底。这里不再是三星堆人的家园，他们在此生活了数百年，如今拖儿带女、扶老携幼，离开故土。
这个族群遭遇了什么？在关于三星堆的无数谜题中，这是最核心的一个。三千多年后，这个问题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困惑。
他们的精神世界
最精彩的时刻或许已经过去，最激动的时刻可能尚未到来。对赵昊来说，前者是发掘三星堆埋藏坑的时候，后者是解决三星堆谜题的时候。虽然还是一位年轻学者，他已经早早意识到，“后半生都要跟三星堆‘耗’下去了”。
“85后”的赵昊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他是8号坑发掘现场负责人。此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与1986年发掘的1号、2号坑一样，埋藏着神秘、奇异、谜团丛生的宝藏。
发掘结束已经两年了，前方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6个坑里，8号坑面积最大，出土了近4000件文物，从坑里提取上来之后，还要细致地清理、保护、修复、拼合，最后编制成考古报告，“十年能不能完成，都不敢说”。而对它的研究，永无止境。
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在四川广汉启动，这是1986年之后对祭祀区的第二次发掘。再次发掘三星堆，比30多年前复杂许多。科技考古延长了人们的视力，考古人仿佛长了一双三星堆人梦寐以求的“纵目”。坑里的一切都是解谜线索，包括土壤，土壤被打包收藏起来，通过新的科技手段会从中不断看到新的东西。
在关于三星堆新发现的新闻里，跨坑合体令人称奇。
2022年6月，8号坑出土的顶尊蛇身人像与2号坑的青铜鸟脚人像残件拼对成功，实现合体。又过了一年，考古人员发现，3号坑的爬龙铜器盖和8号坑的铜持龙立人像、铜杖形器也是这个奇特器物上的部件。最终，5件残件合体之后，整件青铜器高达2.53米，收获了一个复杂的命名：铜罍座倒立鸟足顶尊神像。
2号坑的铜尊口沿、3号坑的铜顶尊跪坐人像和8号坑的铜神兽，则组合成一座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通高1.589米。一只神兽仰头而立，驮着跪坐的铜人，铜人头顶着一只比自己还大的青铜尊，神兽的大嘴上，站着一个严肃的小立人。
2号坑早在1986年就完成了发掘，所以这两件合体的青铜巨物，不仅跨越了祭祀坑，也跨越了30余年的岁月。这些叠床架屋式的器物，让人深深佩服于三星堆古人的精神状态。他们似乎不满足于让尊、罍等礼器独立成器，总要添上一圈奇特的人物和神兽。本该庄重静穆的礼器，变得热热闹闹。
“至少有上千件文物都需要拼对，工作量非常大。目前拼成的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碎片越多的越难。”赵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考古人员会将需要拼合的文物分类，反复检查、识别，重点研究断裂的茬口，“要大量地看，形成记忆，才会有灵感，主要还是靠人力完成”。
赵昊负责的8号坑是拼对组合的重点坑，因为最大的青铜器很多都埋在8号坑里。8个祭祀坑大小不一，深浅不同，最小的5号坑3.5平方米，最大的8号坑有19平方米，功能因此不同。比如，5号坑和6号坑没有铜器，只埋藏象牙、玉器、金器、珠饰等小件器物；而7号和8号坑互补，前者埋藏小件青铜器和大量玉器，后者埋藏大件青铜器和少量玉器。那些庞大而繁复的器物，被毁坏成残件后，按大小分别进入不同归宿。
对彼时的三星堆人来说，这些笼罩着神巫光环的器物，无疑是令人敬畏和战栗的。越是奇崛，就越具震慑力。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与我们熟知的中原地区有巨大差异。
实际上，三星堆物质文明的很多基本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释，比如这些器物是怎么铸造成的。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受到同时期殷墟的直接影响。三星堆的铜尊、铜罍、铜瓿，是殷商文化典型铜器，玉琮来自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及华南都有发现。这说明在长达近两千年历史中，周边地区先进文明的风，已经跋山涉水，吹拂到三星堆人的土地上。
最难解释的，是精神世界。三星堆人的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他们信仰什么？奇特的造型蕴含了怎样的精神寄托？
三星堆出土的人形象的青铜器，被认为是祭司、巫师等神职人员形象。三星堆青铜文化有浓厚的神巫色彩，反映了三星堆人对人与神充满想象力的独特理解。“也反映了古蜀国上层独特的权力架构——神职人员具有非常高的地位。也正因此，有人说三星堆是神权国家。”三星堆博物馆馆长、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雷雨说。
三星堆人也有着虔诚的自然崇拜。最典型的物证便是通高近4米的青铜神树，神树上下三层，每层三根树枝，枝头结果，果实上站着九只跃跃欲飞的鸟。树干上嵌铸一条造型怪异的龙，身上挂着羽翅，形如刀状。“四川盆地植被繁茂，在三星堆文化时期一定有大量原始森林，三星堆先民的神树崇拜是不奇怪的。”赵昊说。
奇特的器物指向独特的精神世界。然而，每当人们似乎向三星堆古人的精神世界逼近一些，地底下又会出现颠覆性的新发现。
比如，此次7号坑中发现了一件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被戏称为“月光宝盒”。一眼看上去，这件器物如同一只椭圆形的竹编箩筐，却是用青铜铸造焊接而成，“箩筐”底部为方形，内部还装着一块大小形状相合的青绿色美玉。“箩筐”一侧似乎有合页，可以灵活开合，取放青玉。
这又是一件超越认知的器物，出土时，考古人员简直哑口无言。人们永远不知道，三星堆还会冒出多少惊喜。
三星堆人参与了武王伐纣？
对于三星堆的核心谜团，赵昊有另一个解题思路。他始终对一个问题兴趣盎然：三星堆人是如何一步步挖坑、埋藏、填土的？对埋藏行为的研究，贯穿整个发掘过程，最终，他还原出了当时的埋藏步骤。而埋藏行为背后，是三星堆人的内心。
曾经有过猜测，这些器物是外敌入侵、破坏以后毁弃的；也有猜想认为，这些坑是在政变或战争期间自毁后仓促掩埋的。但坑内器物显示出的计划性、有序性、仪式性的埋藏过程，并不像是仓促掩埋，也不像外敌毁弃，更像是三星堆人自己毁掉了祭器，并且慎重地安放入土。
“我们从现代人类的行为来看，三星堆人的行为，就像是一种动员大会或誓师大会。”赵昊说，埋藏坑形成的年代，是三星堆遗址的晚期或末期，完成祭祀，封好坑口，三星堆人就集体踏上了迁徙之路。他从中看到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
如此义无反顾，所为何事？
今年10 月，在北京大学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赵昊作了一场报告，在PPT最后一页右下角，他低调地写了一段推测：“结合新的测年结果来看，或许三星堆古城所发生的这一重要事件，与商周更替的变局有关，是中原地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向邻近地区影响扩散的结果。”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考古学者雷兴山当场调侃道：“赵老师是不会把这个说法写进论文里去的。”雷兴山清楚这个推论的来源：《史记》记载，商朝末年，武王伐纣，参战者不仅有周人，还有“庸、蜀、羌、髳、微、纑、彭、濮”这些西土族裔的盟军，其中便有蜀人。然而，将没有文字记载的三星堆，与史书中的确切事件相联系，困难重重。
佐证之一是年代。2022年，三星堆祭祀坑最新碳十四技术测年结果出炉，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前1012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以周代商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前后。负责此次测年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总结，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处于商代晚期，是没有悬念的。
“参加牧野之战的那些少数民族中，蜀人是排第二的。”赵昊指出，“第一，是现场行为特征；第二，是测年的结果；第三，是文献的线索。这些事实摆在一起，我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联想。”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以来，关于其形成原因的不同观点不断涌现，至少还有以下具体推论：
三星堆埋藏坑首任考古队副队长陈显丹，是最早提出“祭祀坑”说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大量埋葬器物是三星堆人为求得神灵保佑或宽恕而做出的自我牺牲，他们可能正面临某些特大问题。有可能是外敌入侵，也可能是《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那场“若尧之洪水”的灾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赵殿增认为，这里曾经存在一个神权至上的国家，正是因为对宗教的极度狂热，过度消耗了社会财富，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社会恐慌，最终在一次次燎祭祈福无效后，不得不告别故土迁居他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认为，连神像在内的所有珍贵器物通通埋藏，并不像是祭祀所为，可能是由于三星堆文化过分强调宗教，导致财富被集中于神权贵族，打破了其与世俗贵族之间的权力制衡，从而引发内部冲突。在这场政治变故中，城市被破坏，神庙被烧毁，三星堆人出于某种考虑，不得不将神庙里的物品埋藏在祭祀区附近。
归结起来，有外敌入侵、洪水灭顶、经济崩溃、内部政变等各种猜想。
孙华说，与三星堆遗址出土材料的丰富度相比，三星堆文化的材料是有所缺乏的。“我们说一个文化，它是一定时间、一定区域内特征明显的一个共同体。但是三星堆很奇怪，这个文化就分布在三星堆遗址和周围的沱江冲积扇，成都平原的主干几乎没有遗址，好像没有基层聚落来支持它，只是在三星堆文化末期才有发现。我们缺乏连绵的多层次的遗址做支撑。”他说。
三星堆人史诗级迁徙的归宿在哪里？如果参与了武王伐纣，胜利之后的蜀人是否落脚中原？问题依然待解。成都金沙遗址被视为三星堆遗址的延续，但也有学者指出，金沙充其量只继承了三星堆少量元素，譬如三星堆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在金沙遗址几乎烟消云散。赵昊认为，如此强盛的三星堆文化，理应对周边文化投射过不小影响，但由于我们至今对三星堆了解有限，尚未准确辨识出它扩散影响的痕迹。
青铜上的古蜀历史
面对三星堆辉煌的出土文物，人们实在难以理解这样一种看似迥异于中华文明的存在。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给它安上无数有关外星人之类的荒诞不经的想象。试想，若商朝历史也没有留下史书和甲骨文的确证，面对殷墟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都邑，难免也会让人浮想联翩。
关于蜀地历史，甲骨文中记载过巴和蜀两个国家，商王朝和周王朝都曾征讨蜀人，表明当时四川盆地已存在一个中原王朝不可忽视的政权。西汉扬雄所撰《蜀王本纪》是可考的最早文献，其中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称：“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从这些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记载中，后人只能模糊地获知几位古蜀帝王的名号——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李白在《蜀道难》中感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可想而知，古蜀王的传说唐代时已流传于世，但是，也仅仅是传说而已。
情况终于在近一百年前发生了转折，人们对蜀地上古史的知识突然迎来爆发。那是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十年。
1929年，家住四川广汉太平乡月亮湾的村民燕道诚一家在挖水车坑时，偶然挖到一块石板，撬起石板，下方赫然埋藏着大量玉石器。一家人避开村民，半夜偷偷挖出300多件玉石器。一年后，他们带了几件玉石到古董市场变卖。消息不胫而走，英国传教士董宜笃要走了5件玉石器，存放于成都教会学校华西协合大学。
1932年，美国人葛维汉前往成都，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几件玉石器时，意识到月亮湾应该有一个史前遗址。在得到民国政府审批后，葛维汉和中国助理林名均于1934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当时，主持过仰韶遗址发掘的瑞典学者安特生认为，从出土的石斧、石凿、石刀等器物来看，这处遗址与仰韶遗址极为相似。他还将该遗址与前几年震惊全国的殷墟遗址对比，认为差异巨大。最重要的差别是，殷墟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而广汉没有丝毫发现。
安特生的结论最终被推翻，但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后。未来的考古发现将证明，月亮湾所在的三星堆遗址与殷墟关系密切。
1986年夏天，砖厂工人在三星堆遗址区附近取土时，偶然发现了玉器。近在咫尺的考古队员赶到，就地展开发掘，两个器物坑陆续出土，除大量玉器外，更令人吃惊的是满坑满谷的青铜器、金器、象牙，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在同时期遗址中极为罕见。从此，三星堆“一醒惊天下”，闻名全球。
倏尔又是33年，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新一轮考古勘探，发现了6个坑。随后，他们在整个祭祀坑区域上方建起一座现代化封闭保护棚，棚内，每个坑上又罩起恒温恒湿的发掘舱，多个临时分析室、文保室就设在棚内。考古界公认，这是当下最先进的考古现场。
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新发现，在考古人员的预期之中，但他们还抱着另一个期待，找到一种此前从未在三星堆出土，却很可能存在过的东西——丝绸。
青铜大立人和另一些铜器人像身上刻画的华丽服饰，足以证明三星堆人已经拥有华服。但历经三千多年，即便存在过丝绸，也早已腐化殆尽，因此30多年前的发掘中丝绸并未被注意到。但此次考古中，丝绸专家一开始就介入其中，很快，便在土样中发现了一片长宽约3.8毫米×3.1毫米的纺织品。接下来，更多细小的丝绸残留物出土，在显微镜下，丝素蛋白也佐证着丝绸的存在。最大一块丝绸残片，长宽约1.8厘米×0.8厘米，附着在青铜表面，肉眼可见。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认为，古蜀蚕桑丝织业历史悠久，祭祀坑里使用大量丝绸亦属合理。周旸说，早期社会中，丝绸会用作祭服和祭品，如帛书或帛画。
丝绸的发现，将大大改变人们对三星堆祭祀坑乃至整个三星堆社会的想象。三星堆古国里，华丽的丝绸或许与青铜、金玉、象牙等拥有同等地位。“祭祀现场可能会有旗帜、帷幕、幔帐，祭司穿着华丽的衣服，丝绸也会作为祭品放入祭祀坑。”赵昊说，“三星堆的祭祀现场，实际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丰富得多。”
通过考古虽然无法指名道姓讲出故事，但人们借此得以一步步管窥三星堆先民的生活图景。
三星堆的“解谜游戏”
8个祭祀坑吸引了关于三星堆的所有关注，如同三星堆皇冠上的明珠，璀璨夺目，却并非全部。要解开三星堆之谜，答案不仅要在坑里找，也要在坑外找。
三星堆遗址的核心，是3.6平方公里的城址，这是秦朝以前中国南部最大的古城。它由大型多重城圈、超大型建筑、高等级祭祀坑、玉石器作坊、早期墓地等重要文化遗存构成。有考古学者认为，其规模可以视为都邑。
整个三星堆遗址前后延绵近两千年，与中原交往最早可追溯到夏朝。三星堆出土的玉石戈、玉璋、陶盉、青铜牌饰等物品，与洛阳地区被认为是夏朝晚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十分相似。三星堆鼎盛于中原商朝时期，财富积累到十分可观的程度。
放眼更广泛的地域，在商朝都城之外，善于铸造青铜器的地区并不只三星堆。在陕西洋县城固、湖南宁乡炭河里、江西樟树吴城、江西新干大洋洲等地，都发现了大量商代青铜器遗存，长江中下游更是形成了一条青铜文化带。各地青铜铸造技术，都达到了不亚于都城的高水平，器型也都有一定的本土特色。由此看来，三星堆的青铜技术并非独树一帜。
然而，三星堆的美学震撼无疑独领风骚。
在中国各类遗址中，人形塑像的出现十分晚近。秦兵马俑是一次高潮，东汉以后的佛造像是另一次高潮，而更早的青铜时代，人像并非主流的主题。如果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区，在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中，人像一直是重要主题。三星堆与西亚文明的联系，多年来引发源源不断的遐想。
三星堆博物馆馆长、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雷雨认为，以金杖、金面具为代表的黄金制品，以大立人像、人面像为代表的青铜雕像，还有三星堆古城使用土坯的城墙筑造技术，可能与西亚两河流域乃至更远地区的文明有着某种关联性。
1986年出土自一号坑的金杖，也是一件石破天惊的文物。在中国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中，王权象征物是琮、钺、鼎、玺等器物，权杖很少出现，而在西方，权杖自古便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三星堆金杖通身由黄金打造，纹样精致，现存近1.5米。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霍巍曾在文章中指出，云南昆明羊甫头汉代墓地，也出土过铜杖和木杖体，考虑到三星堆和羊甫头都处在青铜时代中国西南的 “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外来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古蜀国社会的上层，有可能与更遥远的地区发生了远距离文化交流或贸易往来，但目前找不到直接证据。”雷雨说。三星堆遗址的主体年代，与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三王朝、古埃及新王国时期极盛时期大体相当，也大致相当于地中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时期。
雷雨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来自黄河流域夏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礼器制度和用玉传统，以及可能源于其他文明的雕塑艺术、尚金习俗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在四川盆地产生碰撞和交融。古蜀人的创造性由此被极大地激发，将这些外来制品、制作技术、使用习俗和审美情趣与本土文化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征。
三星堆的祭祀坑里，还有大量来自印度洋的海贝。赵昊认为，我们今天对于古人的行动半径和活跃度，总是缺乏想象，“或许有一些来自印度洋地区的人，背着海贝跋山涉水，最后走到三星堆，也并非不可能”。这种文化交流不仅可以是直接交流，也可能是分节点的层层递进，就像千年后的汉代丝绸之路。
但雷雨也强调，即便那些看上去很怪异、“不那么中国”的器物，身上也有很多中国符号和元素。比如铜跪坐人像手里的牙璋、头上的尊，大神树、大立人身上都有龙的形象。云雷纹、夔龙纹、兽面纹、回纹、蝉纹、连珠纹等大量中原青铜器典型纹饰，都被应用到三星堆各类器物上。三星堆那些奇特的物品，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一部分。
三星堆就像古蜀先民留给后人的一个巨大的解谜游戏，游戏里包含无数的道具、纷繁的场景和辽阔的地图，却没有任何一篇文字说明和提示。只要玩家足够聪明、耐心和幸运，经由这些场景和道具，最终或许会抵达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如果不考虑工作压力，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过程。”赵昊说。考古是一场解谜，但不一定会给出终极答案。解谜过程中，考古始终致力于总结和反思过去，让人们理解人类所经历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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