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而来 浙江省外人口流入调研报道（上）

他们，为何而来

浙江省外人口流入调研报道(上)

本报记者 沈晶晶 谢丹颖 何贤君 王艳琼 唐骏垚 王杭徽

编者按：流入人口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是浙江建设人才强省、创新强省的强大动力，也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组成部分。数据显示，省外流入人口已占浙江常住人口25.1%，居全国省区首位。人口流向背后透露哪些信号？浙江靠什么持续吸引人气？敬请关注本报调研报道。

从K352列车下来的时候，22岁的四川达州人王巧两手空空，除了一腔冲劲。

那是2014年的4月。他的目的地本是上海，因30多个小时的“晃荡”严重晕车，只好提前在嘉兴出站。随后8年，这个小伙子的人生，便随着这座城市的发展逐渐出彩——酱鸭店招工，他学会了一门手艺；创业潮涌动，他办起了酱鸭厂；借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又把酱鸭卖到了上海……

回过头看，王巧感激当年的决定，“迁徙，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回报？”

最近，浙江各市陆续发布2021年人口主要数据公报。按照5‰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推算，过去一年，全省常住人口增加72万人，其中，自然增加人口6.5万人。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净增人口，都从省外流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展示的增量，更为精确：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10年间，浙江省外流入人口增加436.2万人，增幅高达36.9%，规模相当于2个衢州市的常住人口。

他们来自哪里，去往何处？增长的数字，透露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密码？近日，记者来到杭州、温州、嘉兴、金华等地调研。

每4个常住人口中有1个来自省外

持续流入背后的区域发展活力

记者展开调研时，正值元宵节前后。无数人告别家乡、出行返程。众多目的地中，浙江，无疑是极具魅力的一站。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按户口登记地在省外的人口达12483.7万人，其中，跨省流入浙江1618.6万人，占13%，仅次于广东，居第二位。对照浙江人口规模，省外流入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比例，已从2010年的21.7%上升到2020年的25.1%。也就是说，每4个常住人口中就有一个来自省外。

“这一比例，居全国省区第一位。人口持续‘用脚投票’，证实浙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研究员郑晓峰说，作为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充满活力的市场、较高的收入水平，创造了巨大的人口流入空间。

这一气质，在“世界超市”义乌显露。“最早我在ebay开店，要去上海城隍庙拿货，价格贵，还经常断货，辗转打听到货源就在义乌，到了一看，这里什么都有。”这是福建人赖万兴扎根浙江的第14个年头，他一手创办的夏歌跨境电商公司员工近800名，“只有十来个是本地户籍。”

就在元宵节前，赖万兴刚与来自天南海北的7.5万市场经营户一起，见证了义乌国际商贸城开市盛况，迎接线上、线下12万余客商洽谈、交易。偌大的商贸城，还连起电商、物流等70多万家企业，吸引各类从业人员。

据悉，2010年至2020年，义乌常住人口增加62.5万人，是浙江人口最多、增长最“猛”的县级市。2021年，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7468元，实现了人口和收入协同增长。

“社会经济越活跃，人口流动强度和频度越大，生产力就越强，这是规律。但区域一体化发展加快，城际轨道建设加速，叠加大城市生活压力上升等因素，也在影响省外人口流入速度和分布区域。”浙江大学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主任米红认为，近年来，全省人口增量呈现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县区外溢趋势，形成以都市圈为核心的人口“引力场”。

毗邻杭州的海宁，就是一例。2014年以来，随着杭海城际铁路布局，杭州都市圈建设效应逐步显现。“交通通达程度和县区知名度同步提升，特别是浙江大学海宁校区、杭嘉一体化发展合作先行区等大项目落地，大大拉动了省外人口流入，‘七普’期间海宁常住人口突破百万大关。”嘉兴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以2021年企业用工情况为依据，海宁共有32万余人参保，省外户籍员工约12.9万名，占比近40%，规模可观。

进一步分析“七普”数据，可以发现，继2010年之后，安徽再次成为流入浙江人口最多的省份，达313.9万人，江苏流入浙江人口数量增加13万余人，与长三角城市群互动、一体化发展脉动相符。从流向看，杭宁温仍是省外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金华、嘉兴紧随其后，人口分布区域符合浙江四大都市区建设蓝图。

“我们研发机械臂需要大量人才，也要求有完善的零部件供应和上下游产业协同。”王海滨任职总经理的浙江凯富博科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成立，“落点”就选在金义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位于金义新区的金华科技城。

这里向西是金华城区，向东是商贸活跃的义乌，向南是五金之城永康，既能享受公共服务辐射，又有产业集群支撑。随着金华市域“一盘棋”统筹加快，义东高速、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等一条条“动脉”，打破县域“小圈”，成为人、物、信息、资金沟通的廊道。

短短三年，随着50多个项目入驻，科技城从一片荒地变为人口流入“高地”。2021年末，金华常住人口712万，坐稳浙江人口第四大市位置，其中，金义新区在过去10年间新增19.13万人，功不可没。

浙北流入加快，浙南流入放缓

一升一降之间的产业转型节奏

对一个地区而言，庞大的省外流入人口，既是反映地区经济活力的“硬指标”，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过去十年，尽管整个浙江的人气持续红火，但这场人口增量“比拼”中，各个城市之间有喜有忧。

比如台州，集聚省外流入人口数量先后被金华、嘉兴超越，掉入第二梯队。近些年，连全市常住人口数量也被金华超越，排名浙江第五。此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常住人口数量居全省首位的温州，现列杭州之后，居全省第二位。十年来，省外流入温州人口增长放缓，2020年全市吸纳229.4万省外人口，占全省比重从2010年的23.1%下降到14.2%。

冬末春初，正是就业旺季。驱车从温州城区向浙南产业集聚区滨海园区行进，一路上记者见到数家企业门口摆出桌椅，拉起大红横幅，写着“诚招男女普工”。

“早几年都是应聘的人主动上门来问，再不济，劳动力市场转一圈，人也招全了。这两年，普通车间工人难招，高级技工只能靠猎头找。”2012年底，从武汉远赴温州，一直在奔腾激光(浙江)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高管的徐侠，亲历企业用工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疫情有部分影响，更重要的因素是产业转型，随着皮具、鞋服等行业小微企业大规模腾退，原先靠‘老乡带老乡’效应集聚在温州的省外人口，正在转移‘阵地’。”

数据表明，目前，省外流入人口中，男性占多数，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近90%。“人口流入的主因仍是就业，就业结构与产业形态相辅相成。”米红认为，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区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是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这一过程中，尤其要关注节奏，小微企业腾退与头部企业培育速度、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与先进制造业集聚效率，要相互“适配”，“人口一旦大量流失，重塑优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2月最后一周，杭州正式“官宣”：2021年末全市常住人口突破1200万人。对比10个区数据，上城、滨江、钱塘、临平更呈现明显的“人口倒挂”现象。以钱塘区白杨街道为例，54.9平方公里土地上，有常住人口33万多人。其中，20万余人属流动人口。

撇去高教园区这一因素，集聚在白杨街道的1.6万家企业，为省外流入人口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近年来，在阿里、海康等“大厂”带动电商、数字安防等产业发展，吸纳大量高端人才、大学生以及灵活就业人群之际，杭州更在抓紧补短板，2019年市里发布“新制造业计划”，以实现数字经济和制造业双轮驱动，2021年，杭州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5.2%，为近10年来最高，随着项目落地、投产，高端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带来的人口集聚效应，还将不断释放。

目光再回到义乌，近5年来，这个因商而兴的县级市，一边不遗余力，巩固针织袜业、流行饰品、化妆品、玩具等20多个优势行业；一边花大力气引进270余个重大项目，打造信息光电和汽车制造两大千亿元级现代制造业集群。据统计，仅地处义乌经济开发区的光源科技小镇，今年就创造就业岗位2万多个。

金华人口分布情况表明，尽管“金义一体化、全域同城化”的共建效应开始释放，但义乌、永康、东阳仍是省外人口流入的主阵地。究其原因，人口集聚本质上是产业集聚。

高学历人才和年轻人占比上升

人口结构和质量变化透露创业创新潜力

省外人口流入的系列“信号”，正在倒逼城市做出改变。

走进瓯海区的温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22号楼，记者遇见刚从实验室出来的肖遥。过去半年，这位来自湖北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拒绝了四川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邀请，选择加入温州大学侴术雷教授的团队、共同组建碳中和技术创新研究院，“团队总共20多人，包括温州市高层次人才15名，来自江西、黑龙江、河南等多个省份。”

“论待遇，温州比不上深圳，论学术资源，也没有北京、上海强。但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渴望，温州数一数二。”肖遥博士说，研究院入驻科技园，除享受场地免租等优惠政策外，温州大学和瓯海区政府分别配套5000万元、4000万元科研经费，用于支持科研成果产业化。眼下，研究院的钠离子电池生产线已布置完成，正向规模化生产发起冲刺。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创新平台，温州累计打造、引进39个，瓯江实验室入选省重点实验室，环大罗山科创走廊成为浙江三大科创走廊之一。2021年温州城市人才吸引力升至全国第27位。此外，正威(平阳)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中心、瑞浦新能源产业基地等百亿元级项目密集落地，“聪明”大脑与“重磅”项目携手而来，刷新人们的认知。

“像瑞浦新能源这样的高新企业，用工难问题更多表现为结构性短缺，我们推荐过不少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但企业需要的是更有文化、有能力的技术工人。当前，整座城市里，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电气、泵阀等传统产业也在进行数字化改造，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场景逐步会被更为智能化的工厂所替代。”温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过去两年，他们与贵州、江西等地的近200个市县建立跨省劳务协作关系，在守住省外人口流入“基本盘”前提下，启动实施高校毕业生招引“510”计划，开展市内外双线引才893场，服务企业4.7万家，发布岗位118万个，新设170个“高校人才工作联络站”。2021年，全市新引育大学生12.67万人、技能人才9.76万人。

人口素质变化，也显现在浙江1600多万省外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中。2020年跨省流入浙江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比2010年提高0.6年。大学专科及以上高学历人口从45.3万人增加到146.8万人，比重从3.9%上升到9.2%。

“余杭越来越‘年轻’。”在未来科技城采访，基层干部、企业员工不约而同感叹。确实，积蓄多年数字经济能量持续扩散——梦想小镇、海创园内，分布数百家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企业，众多年轻团队穿梭其间，之江、良渚、湖畔实验室里，青年科学家在“无人区”中探索未来方向，五常街道内，电商、直播、时尚等新业态，如磁石般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由此，“年轻”所指代的，正是这片区域不断下降的人口平均年龄。余杭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全区新增就业人口5.45万，总计参保就业人数40余万人，平均年龄约32岁，“这一人群大部分是省外、市外流入人口，像五常街道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例，已经达到7:3。”

蓬勃的朝气，又反向带来浓郁的创新创业氛围，塑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余杭区为例，202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02.20亿元，同比增长7.5%。全年新增50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居全省第一，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1292家，在规模工业增加值总量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占79.7%、51.1%。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省外流入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客观地看，大量省外流入人口承担了本地人不愿做的工作，降低了生活成本，增加了市场供给，为流入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郑晓峰认为，如何更好保障这一群体的社会权益，如何提升流入人口知识技能水平，实现“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双增长，是一篇大文章。

如何打造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如何构建宜居宜业的社会环境？且看下篇。